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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来源：新京报记者 新京报）
新京报记者 金晶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立军
“你怎么可能是这样？你这个人碰上厅长都不怵的。”电视剧《悬案》播出后，有浙江省公安厅的朋友看了后打电话给柏建斌。
剧中，《钱江晚报》记者“柏建斌”成了《钱州晚报》记者“白朗”，由相声演员岳云鹏饰演。乍一看，两人样貌的确有些相似。唯一与柏建斌有些出入的，是剧中白朗在面对公安刑警时气场有些软弱。现实中，做记者32年的柏建斌，与警方一同出现在犯罪现场，因为关系太铁，有时甚至针锋相对。
1995年，浙江省宁波绿洲珠宝行发生持枪抢劫案，两名保安遇害，价值160多万元的金银饰品被劫。随后，1998年在绍兴、2004年和2007年在诸暨，接连发生同类案件。四起案件作案手法几乎一致，现场均留下了高度相似的物证，警方判断极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。但受限于刑侦技术，直至2017年，犯罪嫌疑人徐某才被抓获。
这起追踪22年、跨越柏建斌记者职业生涯三分之二时间的系列珠宝抢劫案，在今年7月被搬上了荧屏。如今，63岁的柏建斌已经退休，身形微胖，爱穿一件橙色T恤，被人调侃说像一个“大橙子”。
这是柏建斌最喜欢的颜色。他有好几件款式相同的橙色上衣，每天轮换着穿。这是从事记者这份职业，在柏建斌生活中留下的痕迹之一：懒得挑来挑去，套上就能出发。无论是30年前，柏建斌作为初出茅庐的新人记者出现在案发新闻现场，还是30年后站在台前，向观众分享《悬案》背后的故事，柏建斌都穿着同样的衣服。
系列珠宝抢劫案侦破后，出乎意料地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，也成了柏建斌职业生涯里最特殊的经历。
以下为柏建斌的讲述：
一篇报道带出另一桩积案，才有了白朗这个角色
在绿洲珠宝案告破之后，也有不少单位联系我说想要改编成影视剧，但最后都不了了之。
直到2018年12月，《悬案》的制片人周侃峥辗转联系到我。当时，他已经搜集了数起过去十几年浙江当地重大案件的公开报道，发现其中都有一位名叫柏建斌的记者。
拍一部刑侦剧，我知道很复杂。公开报道里的内容，只是允许被大众所知晓的部分。那时周侃峥才27岁，很年轻，学法律出身，我们都同为浙江人，有很多共同话题。后来我们一拍即合，决定把这件事做下去。
我建议他，如果要拍，就拍两个案子，其中一个就是绿洲珠宝案。这是浙江跨度最大的第一悬案，也见证了浙江刑侦技术的发展。
对于这个案子，4次案发，除了第一次，其余三次我都在现场。每一条线索的来龙去脉、每个阶段刑侦技术卡点，每一任办案民警叫什么名字，后来去了哪里，我都清楚。
最开始，没打算以我为原型设计角色，我只担任策划和顾问，帮剧组梳理剧情，对接我熟悉的公安人脉和资源。直到有次剧组开会，导演问我，为什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有感情？我讲了一件破案后发生的离奇事，后来才有了白朗这个角色。
徐某被缉拿归案后，我刊发了一篇报道《22年，终于抓到他！》并分享到朋友圈里。
我是浙江长兴人，有老家的朋友看到后留言，“我们长兴也有过这样一起类似的案子！会不会是徐某做的？”1994年，浙江长兴龙达商厦里的金店，也曾发生过一起杀人抢劫案。我有朋友在龙达商厦工作，案发时正好在现场。
综合我得到的线索，嫌犯在现场留有一个39码的鞋印，来自一款名叫“老人头”的皮鞋。这是20世纪90年代昂贵的进口品牌，穿的人少。当时长兴正好有人穿同款皮鞋，还被警方讯问，一度被冤枉。
这与徐某之前在案发现场留下的痕迹较为相似。有一个想法从我脑子里蹦了出来，会不会是同一人所为？
我给长兴公安局打了电话，对方说目前还没有并案侦查。后来和诸暨公安局副局长通话时，他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：徐某之前在嘉兴卫校读书，20世纪80年代那一片属于长兴。这意味着徐某曾在长兴生活过，对当地很熟悉，有作案的背景条件。这一下，我的信心大增。
绿洲珠宝案破获三天后，我又发了一篇报道，标题是《1994年的长兴龙达金店劫案，凶手莫非也是他吗？》。对于这篇稿件的刊发，公安方面其实有些犹豫，担心之前被冤枉的人会有意见。后来我辗转联系到被冤枉者和他的家人，征得同意后，稿件才顺利见了报。
这篇因一条朋友圈留言引发的报道，旁人看来或许风险不小，但我心里却莫名有底。若不是像我这样长久地跟踪一个案子20多年，大概不会把这条线索当回事。何况，即便不是徐某所为，也能借着绿洲案的热度，重新推动长兴案的侦查。
没想到，报道发出的第二天，徐某就承认了长兴案的罪行。一篇报道带出另一桩积案，这种冥冥之中的闭环，成了我职业生涯里独一无二的经历。也正因此，记者白朗成了剧中串联起所有线索的那个人。
蒙面大盗九年三案
关于绿洲珠宝案，我是在1995年案发第二天得知消息的。
案发当晚，徐某借助外墙电缆线和空调外挂机，爬到绿洲珠宝行六楼总机房，再沿电梯井道下滑至一楼营业大厅。他用工具撬开大厅内的4只保险箱，劫走价值160余万元的黄金、白金饰品，临走时又用手枪将两名保安打死。现场遗留下一副自制消声器、一根自制四节撬棍、一把骨柄匕首、一捆军用背包绳和一副橡胶绝缘手套。
只可惜，当时未侦破的案子不能发表，于是这篇报道便搁置了。
1998年4月7日晚，绍兴市供销大厦又发生一起珠宝被盗案，盗窃未遂，作案者被保安发现后逃走。这次我当天就赶到了现场。隔了一段时间，警方告诉我，对比枪弹和其他痕迹，作案者很可能和绿洲案是同一人。
2004年1月22日，大年夜的凌晨，诸暨第一百货商店再次发生珠宝被盗案，同样盗窃未遂，但这次嫌疑人击伤了一名保安。赶往现场的路上，我隐约有种预感，这个案子很可能跟前两起案子有关。后来和浙江省公安厅的物证专家一起勘查现场，比对结果印证了我的判断：还是同一人所为。
反反复复三起系列案件，公安内部压力也很大，打算发起协查悬赏。我提出要求，想公开细节发一整版报道。
未侦破先公开线索报道，在警媒合作中是史无前例的。我只能找到办案刑警、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、省公安厅厅长等等，一层一层做工作争取，说服报社和警方。一方面，我们都已经跟踪这么久了，但确实没有很核心的线索，另一方面，如果刊登，就要详细一点，把这三起案子得到的证据都公开，这样才可能得到更扎实的线索。
后来，稿件标题定下《蒙面大盗九年三案，浙江警察遭遇强敌》。报道里详细公布了三次作案经过，以及警方对嫌疑人的画像分析。
《钱江晚报》当年发行量大概有八九十万份，热线火爆，可惜没有收到一条真正有用的信息。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，没有监控，信息来源很少。虽然这个结果也在预料之中，但难免有点失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005年杭州转塘龙王沙分尸案陷入侦查瓶颈后，也采用了类似的公开线索征集模式，很快就收到了有价值的线索，案件调查因此迎来重大突破。
作为记者，我也不可能一直只盯着这一个案子。在案件再度停滞的13年里，我看着当年参与侦办的一位位公安民警升职、退休，甚至去世。“珠宝大盗案子有没有进展？”“最近有个新技术，要不要再试一下？”每次和公安的朋友们联系，大家总会聊起这个案子，它成了所有人心里放不下的一个结。
1998年，徐某在现场留下一枚关键的滑动残缺指纹。其实1990年，徐某在台州就曾因盗窃被抓留下一枚指纹。那个时候，条件简陋，没有相关数据库，查指纹全靠一线刑警拿着指纹卡到各地肉眼一枚枚对比。再加上徐某的户籍地在台州，没有进入排查范围，两枚指纹最后没能对比上。
2004年以后，指纹开始逐步入库，但因为提取的指纹质量太差，所以在这一系列案子之外，他几乎从未进入过警方视线。
直到2007年，徐某在诸暨某珠宝店再次作案后失手逃离，警方在现场遗留的水瓶中终于提取到了嫌疑人的DNA，大家都觉得快破案了，可仍然没有在数据库中对比出结果。
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负责破案，队里上上下下，我和主力刑警聂展云交流最多，他相当于是这个案子的第一责任人。1995年案发时，他还是一线侦查员，之后在宁波、台州、金华等地任职履新。2015年，他调任金华当公安局局长。
我说：“虽然你现在是主政一方的局长，但这个案子还没破，你一定要记着。”隔段时间他也会给我打电话，语气兴奋：“可能有进展！”但过了一阵子，又在电话中有点遗憾地说，“又不是！”
直到2016年，全新的基因溯源技术成熟。恰逢公安部启动了“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”，重点针对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因技术落后、基础信息不全、侦查手段单一而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积案。
和罪犯面对面，他只是个沉迷麻将、没脾气也没出息的赌鬼
案件终于迎来转机。
2016年11月23日，省公安厅抽调相关警种组成新的侦查团队，开始对1200多千兆的视频资料、1393万多份指纹，以及新采集的3万多份生物检材进行逐一比对。最终，在2017年3月29日中午，锁定了居住在诸暨市的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。
正式确认DNA比对成功的那天晚上，我特别激动，喝了几杯酒，还打电话给已经退休的刑警崔国华分享喜悦。他从1998年绍兴案发时就已介入，在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技术的发展上功不可没。电话那头他也喝高了，声音里难掩兴奋：“破了，我是真高兴啊！”
激动劲儿过去，我才猛地反应过来，自己还得立刻赶往诸暨的总指挥部了解情况，不该喝酒的，赶紧招呼上徒弟，由他开车上路。到了诸暨，指挥部里满是烟味，几位刑警双眼通红，和我讲述了抓捕与侦查过程中的各种细节。
按原计划，我打算好好做几篇崔国华的专访，把这系列持枪抢劫案背后的侦查故事写出来，但一直没协调好时间。没想到，2022年，崔国华因病去世。这件事，成了我在这个案子上唯一的、也是终身的遗憾。
案子破了以后，我和几个公安的领导吃饭庆祝。饭桌上，我提了唯一一个要求，跟了这个案子这么多年，我很想知道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，一定要和他见一面。
最早，我们猜测他会不会当过兵，甚至是特种兵，因为他会自制枪支消声器，会用军用背包。但后来物证显示，他的枪弹出现过轻微卡壳，我们又觉得他应该只是个业余人员。身材上，他大概精干细瘦，具备攀爬能力，作案时专挑后窗进入。
徐某收到死刑判决后第15天，我终于见到了他。在看守所待了半年多，他明显胖了，走路迟缓，面色憔悴。
我有些诧异。面前的徐某不是什么神秘大盗，只是一个沉迷麻将、没脾气也没出息的赌鬼。在生活中，徐某努力扮演一个老实普通人，日常接送女儿放学，和妻子离婚后又复婚。
印象最深刻的是，他告诉我，结婚那天，他一度从酒席上离开，躲起来一个人大哭了一场。那个时候，他真正感到恐惧，逐渐走上穷途末路，即使婚后仍然再次犯案，他也常常心慌，得不了手就逃。
对他来说，拥有财富的办法只有靠抢。一个想投机取巧的人，背负四条人命，造成一位保安终身残疾。我久久不能平静。
公安民警们需要我，我也需要他们
电视剧里，徐某被抓获后，白朗也退了休。事实上，直到2023年我才正式退休。32年间，我一直做记者，活跃在一线。退休后，浙江省公安厅、杭州市公安局先后为我颁授了致敬纪念牌，这在一位记者的职业生涯中非常少见。
其实我在《钱江晚报》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并非调查新闻，而是一幅山水画。那时我在浙江报业经理部工作。我从小喜欢画画，十多岁时父亲便带我拜师，跟随正统山水画家学习。工作之余，我也常为各报供稿。
1990年，我调入《钱江晚报》，担任美术编辑。之后美编组解散，我转入社会新闻部，1991年正式成为一名记者，从此与公安部门打交道，报道民生、治安等领域的重大案件。
对我来说，没能继续从事美术工作，并没有什么遗憾。这种调动在当年是常有的事。一个人在一个阶段做该做的事，做好了再去做别的。所以2015年，工作之余我又考上了中国美术学院博士，研究山水画。
那个年代，很多新闻都靠暗访，发现问题、深入体验，再与公安部门联动，靠一个个案子与他们熟悉起来。公安系统里人员流动不大，十几年间我看着他们从一线民警逐步升到副所长、所长、局长、厅长。没有长期的相处，不可能有这种信任，更不可能拿到一手材料。
当然，随警作战，做揭黑报道，也会有很多危险。2000年，三名来自湖南的持枪杀人嫌犯窜至上虞，我赶到了抓捕现场，子弹就在头顶呼啸而过。2005年，我与杭州警方发起“夜巡航城”，连续六年，每周五、六深夜带队蹲点基层派出所，和民警一起出警。
有一次我们曝光了一家娱乐场所，黑恶势力知道是我干的，密谋要把我装进麻袋扔到江里。电视剧也拍了这个情节。与剧里不同的是，我有个朋友正好管理出租车行业，和那伙人一起吃饭时，对方没对他设防，朋友把消息透露给我。我提前联系了公安，把事情解决了。
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，很难讲。我就是喜欢和公安民警们待在一起，他们需要我，我也需要他们。
成为“半个警察”后，案子就是家常便饭。绿洲珠宝案，也不过是我报道过的众多悬案里的一个。
因为采访，我经常走街串巷，在全省各处跑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村镇，喜欢光顾民间小馆，品尝当地风味。2018年，我在报社开了一个美食专栏，逐渐小有名气。2023年退休后，除了继续处理《悬案》电视剧的修改事宜，我还把美食专栏从线上搬到了线下，与朋友合伙开了餐馆。
但我并没有觉得自己远离新闻一线。我仍在坚持写美食专栏，从食物的原材料到加工烹饪，都按当年做新闻的标准要求自己。报社同事遇到公安采访方面的需求，我也常常帮忙对接。有空时大家聚在一起吃饭，好像还和从前一样。顺利的话，我和制片人周侃峥计划着未来再挖掘一些浙江本地的案子，策划新的剧本。
电视剧播出后，不少公安的朋友和同行打电话给我。“这里演得像，那里好像不太像。”虽然剧情有艺术加工的成分，但大家都认可的是，岳云鹏演得很真实，有我当年的影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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